01  案件概述

2016 年至 2024 年，刘某某在国控联合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朝阳分公司（实际经营地北京昌平）任业务员期间，未经批准，通过发传单、口口相传等方式，以 “股权投资返利” 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3000 余万元，个人获利 100 余万元。2025 年 2 月 24 日，刘某某被传唤到案，后被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起诉。在未退赔违法所得的情况下，刘某某委托北京瀛台律师事务所孙羽佳律师辩护。

被告人刘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；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。继续追缴刘某某违法所得。低于公诉机关量刑建议。

   最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认定其具有从犯、自首等情节，从轻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，并处罚金 6 万元，远低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“数额巨大” 的常规量刑（3-10 年）。

02  本案依据的法律法规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七条【从犯】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，是从犯。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，认定刘某某作为业务员仅起执行、辅助作用，属从犯，为减轻处罚奠定基础）

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【自首】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，是自首。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其中，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（刘某某经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罪行，法院认定构成自首，成为突破量刑下限的关键情节）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【认罪认罚从宽】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愿意接受处罚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。

03  法院判决

公诉机关意见：犯罪事实认定2016-2024 年间，刘某某在任职公司期间，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，通过公开宣传方式（发传单、口口相传），以 “股权投资返利” 为噱头，向陈某某、陈某某、杜某某等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 3000 余万元，个人获利 100 余万元，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“非法性、公开性、利诱性、社会性” 四要件； 量刑建议：刘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（根据司法解释，个人非吸 100 万元以上即属 “数额巨大”），扰乱金融秩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，建议在 3-10 年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，并处罚金。

     辩护人北京瀛台律师事务所孙羽佳律师）意见：刘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，自愿认罪认罚，签署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，认罪态度良好。孙羽佳律师提出，刘某某仅是公司业务员，无决策权，未参与公司非法集资模式设计、资金管理或分成规则制定，仅负责执行宣传、对接投资人，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、辅助作用，应认定为从犯，依法可减轻处罚。刘某某系被传唤到案后，第一时间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，包括吸收资金的金额、方式、获利情况及同案人员关联行为，符合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“自动投案 + 如实供述” 的自首要件，可从轻或减轻处罚。刘某某系初犯，无犯罪前科，且其本人及家人曾参与部分投资，该部分金额已在指控的 “3000 余万元” 中扣除，主观恶性相对较低；虽未退赔，但可结合其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，在量刑时酌情考量；基于以上情节，请求法院对刘某某减轻处罚，在 3 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。

     法院认定罪名成立：刘某某未经批准，通过公开方式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，承诺返利，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，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；确认刘某某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执行、辅助作用，系从犯，依据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 “对于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；刘某某经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罪行，构成自首，依据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“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其中，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”；刘某某自愿认罪认罚，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 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，愿意接受处罚的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”；刘某某无犯罪前科，可酌情从轻考量；

     辩护意见采纳：采纳孙羽佳律师关于 “从犯、自首、认罪认罚、初犯” 的辩护意见；对 “本人及家人投资金额扣除” 的意见，确认已在指控金额中扣除，无需重复处理；对 “退赔金额扣除” 的意见，明确退赔金额应在投资人损失中抵扣，但不影响对刘某某的量刑；综合以上减轻、从轻情节，虽刘某某未退赔，但鉴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次要地位、自首的主动性及认罪认罚的态度，突破 “数额巨大” 的常规量刑（3-10 年）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6 个月，罚金 6 万元。

04  本案代理律师建议

本案代理律师孙羽佳分析：核心辩护策略：抓住 “共同犯罪地位” 与 “法定从轻情节” 破局。本案中，“非吸 3000 万” 属 “数额巨大”，常规量刑起点为 3 年，且刘某某未退赔，看似量刑空间有限。但辩护的关键在于：一是精准定位其 “从犯” 身份 —— 通过梳理公司架构、岗位职责（无决策权、仅执行宣传），证明其非组织、策划者，而是被支配的工具人，这是减轻处罚的核心依据；二是锁定 “自首” 情节 —— 强调 “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” 的主动性，区别于 “被动到案后认罪”，强化法定从轻的必要性；三是依托 “认罪认罚” 制度 —— 通过签署具结书，降低司法程序成本，为法院从宽处理提供制度支撑。三者结合，形成 “法定减轻 + 酌定从轻” 的完整辩护链条，最终突破量刑下限。

     未退赔情况下的辩护技巧：弱化 “退赔缺失” 的负面影响：退赔通常是非吸案件从轻量刑的重要因素，本案刘某某因家庭困难未退赔，辩护中未回避该问题，而是通过两点弱化其影响：一是明确 “本人及家人投资金额已扣除”，证明其非纯粹 “获利者”，主观恶性较低；二是强调 “继续追缴违法所得” 的判决结果已保障投资人权益，刘某某的量刑应聚焦于其犯罪行为本身，而非单一的退赔能力，避免法院因 “未退赔” 而忽视其他法定从轻情节。

      本案中，辩护需依托具体证据支撑观点：如通过 “薪资晋升制度” 证明刘某某的业务员层级（无管理权限）、通过 “微信聊天截图” 证明其宣传行为系公司安排、通过 “到案经过” 证明其自首的主动性。这些细节证据是认定 “从犯”“自首” 的关键，也提示同类案件的辩护需 “重证据、轻空辩”，从案件事实中挖掘法定从轻、减轻情节，即使在无退赔等酌定情节时，仍能为当事人争取最优量刑结果。

     法院最终的判决，未因 “数额巨大” 和 “未退赔” 而机械量刑，而是综合考量刘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实际作用、主观恶性及认罪态度，体现了 “罪责刑相适应” 的刑法原则 —— 非吸案件的量刑不仅看吸收金额，更看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地位、是否主动悔罪等情节，这也为同类案件的辩护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裁判导向。